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创新资源是自主创新的关键环节，创新资源在某个地区的大量聚集必然导致经济系统大规模创新活动的发生。但深圳的创新实践颠覆了这个观点。深圳建市之初，创新资源与其他城市相比近乎于“赤贫”，无论谁都不会把这个城市的定位与自主创新联系起来。但就是在这样的资源条件下，深圳成为了全国产业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其中原因在于这个地区组织自主创新显示出与其他地区明显不同的路径特征，正是这种路径特征使得它成功避开了国内传统路径的弊端，实现了产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全面跃升。深圳的实践使我们意识到，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有效推动创新的关键环节在于路径和方法，用正确的方式做事比领导重视和资源的投入更重要。
深圳为什么选择需求导向的自主创新路径？
从国内外创新实践来看，有两种典型的自主创新路径。一种路径的实践动力来源于创新链的上游，以大学、研究机构的创新活动为起点，通过实验室成果向应用环节的逐步演进来拉动经济系统的创新活动，最终实现经济系统竞争力的提升。这种路径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向性。我国自主创新的实践活动基本上采用了这一模式，在国内人们通常称之为“成果转化”。另一种路径以企业为创新活动的起点，产品在开发过程中形成对技术的需求并将这种需求向创新链的上游传递，通过产学研合作的方式实现创新的目标。这种需求导向路径的特征是，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市场，通过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活动向创新链的上游传导，企业的创新活动由低端向高端递进，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向性特征。
多方面的因素促使深圳选择了需求导向的模式，也即创新活动的第二种路径。一是资源条件逼迫深圳放弃了成果转化的路径。深圳建市之时只有两个工程师，一个是拖拉机维修工，一个是兽医。这个资源家底，比起许多县级市都要惨淡。在这种情况下，深圳的自主创新只有依靠市场的力量在需求端整合资源，寻找新的模式。二是香港“三来一补”电子工业向深圳的转移为需求端的创新活动找到了重要载体。电子工业不仅为深圳带来了技术装备、产业人才的初步积累，还由于其结构轻型化、技术的组合性和快速变化的特点，很好地适应了深圳这个工业基础薄弱的移民城市求新创业的需求。三五人一套居民房就能启动创业，民间的创造热情在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下开始迸发出来，并在20世纪90年代后渐成气候。三是“孔雀东南飞”现象为深圳产业技术创新提供了人才支撑。90年代初，受第一批创业成功的高科技企业的鼓舞，深圳市政府开始在高科技产业上进行战略性布局，提出了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长期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科技人员纷纷加入“孔雀东南飞”的行列，形成共和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创新资源转移，并使深圳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深圳几乎没有什么大学和研究机构，南下的科技人员不得不投身到产业中。满怀创业热情的科技移民与市场化运作的电子工业迎头相撞，触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产业技术创新活动。在整个90年代，有数十万科技人员陆续来到深圳，加入到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活动中，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共和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2006年对深圳50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分析调研得出结论，深圳成功的高新技术企业中89%是市场需求推动的结果，很少是通过成果转化的形式取得成功。尤其是在高科技的制造业，采用需求导向路径的企业高达96%。这表明需求导向的路径模式在深圳占居主导地位。
从实践效果看，需求导向的路径模式在深圳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2010年，深圳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10176亿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比超过60%，高居全国首位；R&D;投入346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46%；发明专利授权量连续3年排名全国大中城市第二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高居全国第一。
深圳的创新路径为什么会成功？
深圳在创新资源极其匮乏的条件下通过需求导向的创新路径实现了自主创新能力的跨越，这种成功与中国特殊的国情密切相关。在创新实践中，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三个重大差别。
一是经济制度的差别。发达国家的创新活动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完善的条件下开展，创新活动的基本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创新政策和战略的重点在于激活创新活动和技术实现本身。而中国的创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进行，多数时候，消除阻碍技术创新的制度障碍比起技术实现本身更为重要。
二是产业技术创新与高校知识创新之间关联程度的差别。在发达国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创新活动与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之间存在良性的互动和正反馈机制，创新成果向产业传递的途径畅通而有效，自上而下的创新路径具备实现的客观条件。但在中国则有很大的不同，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产业的技术创新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创新关联性不强，导致成果转化的路径不畅。
三是创新的阶段性差别。发达国家在原始创新上居于绝对领先的地位，通过成果转化的创新路径可以迅速占据高附加值产业垄断地位。在目前甚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创新战略都将处于追赶的阶段，高校和科研机构很难提供拉动起一个新产业的原创技术和发明。在这种追赶的格局下，选择技术创新的方向企业比高校和科研机构更有经验，市场动力机制传导带动技术创新的模式更具有现实性。
基于上述原因，成果转化的路径安排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适合中国国情。深圳创新能够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是因为正确把握了中国国情的特点，并采用了适合自己的路径。
深圳建市的时候，中央政府对它的定位是国家改革开放的窗口，并没有希望让这个城市在国家自主创新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正是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定位，使得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被抑制的创新热情在这个城市迸发出来，推动深圳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的重要基地。
由于改革开放，深圳先于其它城市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深圳最先实现人才的自由聘任，自由流动。深圳在80年代就先后建立起人才市场、技术市场、电子配套市场，实现了创新资源的市场配置；深圳第一个颁布无形资产评估、技术入股、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法规，比较早的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激励机制。这一系列改革，极大改善了自主创新的制度环境，使创新要素大规模聚集。仅30年时间，深圳的专业技术人员从两个工程师增长到103万，研发人员从无到29万，海外留学归国人才近4万名，建立起了极具创新活力的科技人才队伍。不间断的改革开放正是需求导向路径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在需求导向创新路径的实践过程中，深圳市政府选择了正确的角色定位并采取了恰当的行为方式。最初，政府的定位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裁判员，拒绝下场当运动员，这与很多地方政府的做法有明显区别。90年代后期，政府把裁判的部分功能让位给社会中介组织，转而成为自主创新环境的建设者。从深圳自主创新的过程来看，政府坚持把自主创新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交给企业主体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在客观上为需求导向创新路径的实施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深圳的自主创新路径选择给我们什么启示？
成果转化的创新路径无疑是我们需要创造条件实现的目标，但如果中国的科技体制和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不能有新的进展，这一目标的实现将会困难重重，在可预见的未来，主导中国自主创新的主流模式将依然是需求导向的创新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需求导向的创新路径目前在发达国家也被日益重视，一些世界级的公司如苹果公司甚至把需求一直分解到基础研究环节，形成贯通整个创新链的需求导向创新路径模式，实现产品开发的高效率。有鉴于此，中国应该高度重视需求导向的创新路径，通过这一适合国情的路径安排来高效推进自主创新。
如果认识到需求导向路径在我国自主创新实践中的重要性，目前的资源配置方式必须作出相应调整，要围绕需求端加大创新资源配置的力度。目前国家源头创新基地远离产业聚集区是十分不合理的现象，创新要素之间的互动在一定的物理半径下才能有效。应该选择若干已经形成强大产业技术需求的地区，在高等教育、国家级研究平台以及其它创新条件平台建设方面进行战略性投入，形成一批完善的区域创新中心，这种战略性布局将极大改善国家创新系统的效率，并构筑起创新型国家的基本框架。
建设区域创新中心还需要着重解决需求端的政策和制度设计。现有政策及制度设计重点服务于成果转化的创新路径，导致需求端的政策缺失现象严重。由于不同地区的需求存在巨大差异，国家一刀切的政策工具又不能解决这些差异，所以很多时候创新政策滞后于创新实践，长期如此，会使国家创新战略错失发展机遇。因此，未来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必需着重考虑针对不同地区需求的政策、制度层面的解决方案。
区域创新中心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化的国家创新体系，这种试验对于国家自主创新战略至关重要。新的形势下，用创新型城市的概念取代过去的高新区作为推进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工具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实施需求导向的路径还需要有正确的技术观。在成果转化路径依赖下，人们容易受科研导向和技术导向的理念的影响，对技术的认识产生偏差。把技术当作目的，过度追求技术本身的先进性和完美性成为在中国创新实践中最为普遍的观念。这种技术观对技术创新实践危害极大，导致技术创新偏离经济规律走向唯技术论的怪圈。
深圳创新的路径得以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大部分企业形成了正确的技术观，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把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把技术创新作为一个经济活动的过程来界定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有用的技术才能称之为好技术，没有市场需求的技术是浪费资源的坏技术。尽管对于宏观的科技管理而言，不能完全以现实的市场价值判断技术的优劣，但从技术创新的范畴而言，这是合理的技术观。
（作者单位：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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