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我们要关注的不仅是一个国家大公司的数量，更要分析其结构和质量。当今世界，公司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毫不夸张地说，公司强则国家强。
2011年《财富》世界500强显示，中国有69家公司进入，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这与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次席相互呼应，令人欣慰。
毋庸讳言，这里的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69家公司中有8家来自台湾，3家来自香港，大陆实际上榜公司为58家。8家台资企业中的5家为IT加工企业，它们与大陆联系紧密，来自内地的产量和销售收入均占有相当的比重；3家港资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内地是其最主要的市场。因此，将台湾和香港的公司计算进来，也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它们的确分享了中国内地经济高速增长的好处。
即便剔除这11家公司，中国企业占全球比重也有九分之一强，对于一个至今未被欧美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的确不算少了。但是，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值得关注，这就是国内的上榜公司地域过于集中。
58家公司中，总部位于首都的高达43家，来自北京之外的，只有区区15家。号称经济中心的上海，只有4家企业入围，位次也比较靠后；占全国经济总量十分之一的广东，只有3家公司上榜，而且2家在深圳；剩下8家企业零星分布在中东部的6个省份；其余21个省份则无1家企业上榜。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独特的。
不久前看到学者肖知兴的一篇文章《小地方,大企业》。文中列举了一大批位于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上的世界著名企业：沃尔玛总部设在美国南部阿肯色州（该州人均收入位列全美倒数第三）小城Ben－tonville，人口3.3万；微软公司位于西雅图以东16公里的小城市Red－mond，人口5万；苹果公司所在的Cu－pertino市，人口5万；以及总部设在康涅狄格州小镇Fairfield的GE公司，总部位于纽约州小镇Armonk的IBM公司，总部位于新泽西州小镇Brunswick的强生公司，等等。欧洲也是如此，米其林来自法国中部小城Clermont-Ferrand,人口14万；空中客车总部设在图鲁兹旁边一个叫Blagnac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镇上。
的确，欧美的大城市，纽约、伦敦、巴黎，大公司不多见，只是有一些大的金融机构总部。一些国家的首都，如华盛顿、渥太华、堪培拉，本身就不是什么大城市，可能连一家像样的大企业也没有。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外如此之大的差异呢？
我想，大概是公司与公司不同，即公司的性质及其发展路径不同。我们的上榜公司基本都是中字头的大国企（虽然其中许多已经公开上市，但依然是国家高度控股），主要是靠国家政策扶持和市场垄断地位快速积聚起来的，而国外的大公司是在自由市场竞争中慢慢积累起来的。也就是说，大家走的是不同的路子。我们的上榜企业一开始可能就是很高规格的公司（比如副部级），然后再向全国各地辐射开去；而国外的大公司，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企业，发端于偏僻的一隅，是通过核心能力的不断提升与复制，一步一步向全国、全球扩张形成的。
对国内上榜公司的结构做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首先，数量最多的是资源性企业，共29家，正好占据半壁江山。这包括11家能源类公司，即“四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航油，后者是为所有在中国落地的飞机加油的公司，一般人不知道它），“三大电”（华能、大唐、国电），“两张网”（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两团煤”（神华集团、冀中能源），以及8家金属冶炼企业，10家与资源垄断相关的加工或贸易企业。
其次，是服务领域的国字号企业。包括五大银行（工、建、农、中、交）、四大保险公司（人寿、人保、平安、太平洋）、四大邮电企业（移动、电信、联通、邮政），以及1家综合金融企业（中信）、1家货运公司（中国远洋）。除了电信运营服务，其它领域早已放开市场准入，似乎不存在垄断问题。但是这些企业能够依靠国家优惠政策和大笔投资快速跑马圈地，形成高高的技术壁垒，后来的进入者只能是在局部空间分杯羹罢了。
再次，是一些加工制造领域（如汽车、船舶、军工）的企业集团，以及几大建筑施工企业，同样也是国家政策扶持和重点投资的结果，而且排名都不太靠前。最后是与信息技术有关的3家企业，即华为、中国电子和联想。
从行业结构看，我国上榜公司主要集中在资源型和天然垄断型的领域，而在市场充分竞争的行业，如家庭及个人用品（家用电器、个人电子设备、个人生活用品等）、食品饮料、制药、零售、房地产、文化、娱乐等诸多行业，难觅中国公司的身影。
从企业属性看，上榜公司基本都是中字头国企，民营企业不多。真正的民营企业，只有深圳华为（第351位）和江苏沙钢（第366位）2家。平安保险、联想集团至多算是半民营企业。
其实，《财富》世界500强是按照销售收入的大小进行的简单排队，严格地说是“500大”，不是“500强”。如果只是追求上榜公司的数量，简单“做大”，那是比较容易的事情。都是国有企业，搞搞“拉郎配”，往一块儿归并归并，很快就能再造十家500强企业来，但这好像除了能满足一下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招致更多的他国恨和贸易壁垒之外，并无别的好处。
因此，我们要关注的不仅是一个国家大公司的数量，更要分析其结构和质量。
当今世界，公司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毫不夸张地说，公司强则国家强。
2009年，公司为全球81%的人口提供了工作机会，构成了全球经济力量的90%，创造了全球生产总值的94%。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家。世界上有16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比不上沃尔玛公司的收入。全球最大的10个公司的销售总额，超过了世界上最小的100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摘自《公司的力量》）
和平时期，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主要是经济竞争，即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较量。平心而论，我国的大公司在诸如治理机制、资源整合、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品牌形象、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等方面，与国际一流企业相比，都还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国际化能力方面，更为明显落后。
我们500强企业中的绝大部分，市场和客户均在国内，与国际上的交往不多，知名度主要局限于国内，尚未树立起全球化的品牌，难以在世界市场瓜分一定的份额。
但是也有例外，这就是深圳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创立于1987年，最初只是代理销售用户交换机的小公司，用20多年的时间，成为了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其移动宽带产品市场份额位列全球第一，无线接入市场份额跻身全球第二，曾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全球十大最有影响力的公司。
有人总结深圳3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其中一条就是培育出了几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除了华为，还有中兴、中集，它们的销售收入已有相当部分来自国外。再如比亚迪、万科，虽然他们的客户和收入仍基本源自中国，但是其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已经接近世界同业一流水准。金融领域的平安保险、招商银行，在服务创新等方面也走在国内同业的前列。
为什么中国其它地方没有集中出现这样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呢？比如人文荟萃的首都北京，工业和经济龙头上海，享有资源倾斜的另外两大直辖市天津、重庆，传统工业重镇沈阳、武汉，民营经济发达的后起之秀广州、东莞、杭州、苏州、温州，以及同为经济特区的珠海、汕头、厦门，同为“计划单列市”的大连、青岛等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什么地里长什么庄稼。企业也是如此，什么样的土壤，培养出什么样的企业。
西方的公司巨头往往来自不知名的小城市，其原因我想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硬件。西方发达国家城乡差别不大，即便是偏僻的小镇，一般的基础设施（电力、交通、通信）都很到位，所以对于企业经营而言，并不因处于小地方，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发展受到局限，反而可能还会享受到税收优惠，获得价格低廉的土地厂房，大量节约成本开支。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是软件。西方的小城镇，社区公共服务（法治、教育、医疗、餐饮、娱乐、养老）较为完善。也就是说，不管是在小城镇还是在大都市，你可以喝到同样口味的咖啡，开着同样品牌的汽车，玩着同样豪华的游艇。当然前提是要拿着同样的薪水。甚至小地方风景更加优美，空气更加清新，房子更加便宜，生活更加惬意！所以，小地方只要有就业机会，只要肯出高薪，就不怕吸引不到一流的人才。有了一流的人才，就能够培育一流的企业来。
深圳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除了比邻香港，能够更快地接触世界先进技术和最近管理成果，有些地缘优势之外，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吸引了全国一大批的优秀人才。百万精英下深圳，不赚百万誓不还。不能说去的都是一流人才，但至少都是不安现状，想闯出一番天地的人（其实就是具备最宝贵的企业家精神）。30年的大浪淘沙、百舸争流，走出一批成功人士，诞生一批优秀企业，那是必然的。
作为新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深圳没有几个本地人，自然没有什么排外思想；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所以没有谁瞧不起谁；一个过去的小渔村（其实200年前的上海、香港也都是小渔村），“文化的沙漠”，深圳人也不像其它大城市的居民，有可以骄傲和自豪的本钱。有的只是学习（当然也有抄袭）、创新（也有山寨）、加班、跑市场和创业，形成了包容、拼搏、竞争、自强不息的浓厚的重商文化。
深圳市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城市管理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争取中央的财政优惠政策、先行先试政策，为企业减税，为企业提供低廉的土地，容许企业为职工集资建房，不搞行政摊派，不干预企业经营等等。政府还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善教育、医疗条件，积极发展文化、娱乐、服务产业，认真解决外来人口落户、子女上学等等现实问题。
有云集的企业家和高素质人才，以及适合创业的宽松平等的商业环境，优秀企业就能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与其去刻意培育世界一流企业，不如营造好世界一流企业需要的土壤。
（作者单位为中国建设银行总行）
